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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上市中小企业中，代表理事往往就是最大股东，董事会也多由亲属或亲信成员组成。
因此，代表理事在与自己名下的其他公司签订合同，或买卖公司资产时，常常不留意法律程序。然而，一旦与合作伙伴分道扬镳，或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这些交易便会成为损害赔偿诉讼中的核心证据。
《商法》第398条要求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须事先公开并获得董事会批准。需要注意的是，“交易对手”的范围比想象中要广。最高法院认为，不仅包括董事直接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情况，还包括董事以对方公司的代理人或代表人身份与公司进行交易的情形，均属于自我交易。此外，法院指出，董事在获得批准之前，有义务披露自身的利害关系及重要事实（最高法院2017年9月12日宣判的2015多70044号判决）。代表理事兼任两家公司职务，并在双方盖章的交易，是典型的需经批准的对象。
仅获得批准并不意味着安全。同一条款还规定，交易的内容和程序必须是公平的。在一起案件中，尽管董事会批准程序合法，但专利权转让价款明显高于评估价，下级法院认定该交易不公平，从而确认了代表理事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意味着程序和价格必须同时具备正当性。
反之，即使程序存在瑕疵，也需单独考量其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有下级法院判决认为，公司损失的根源在于经营失败而非程序违规，因此否定了董事的责任。在诉讼中，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公司实际遭受了何种损失，以及该损失源于何种行为。
责任范围也很广。根据《商法》第399条，对违法的董事会决议投赞成票的董事需承担连带责任，且未在会议记录中留下异议的董事将被推定为投了赞成票。即使不是登记董事，只要使用会长头衔并指示业务，实质上的董事依据《商法》第401条之2，也可能与正式董事承担相同的责任。“我不是登记董事”这一抗辩理由，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有效。
在交易前披露利害关系，通过外部评估使价格客观化，并在会议记录中记下反对意见，虽然繁琐，却是最可靠的保险。越是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于一身的公司，越应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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